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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的骨头
2013/4/23 12:25:24  现代摄影网   

 

 

标志性的白色棒球帽,帽檐上方,绣着红色五角星闪着理想的光芒。红旗还在飘扬,没有固定方向,革命还在继续,老崔更有力量!

 

  

坐在记者面前的崔健,甚至比照片上更显得年轻,和他的Rap摇滚一样,语速极快,谁说老崔老矣尚能饭否?崔健,这位中国摇滚的领军人物,不仅要举办全国巡回演唱会,明年还要公映他自己导演的第一部故事长片《蓝色骨头》(和演唱会同名)。又唱又导,精力旺盛,哪有一点甘居幕后退居二线的意思?

 

 

他对待记者的态度温和,但一谈到音乐问题就寸步不让立场鲜明。你能明显地感受到他的棱角,他身上坚硬的骨头。

 

  

到底是中国摇滚教父,他对自己的判断充满自信:“我不愿意看记者的,我更愿意看一个普通读者对我的评论。我知道我自己的位置。”这么多年,他在坚持,真唱、音乐中的不妥协、歌词中的锐利锋芒,都告诉你,他是不变的崔健,正如他自己说的:“如果一个人没有坚持的话,那是一种耻辱。”

 

  

《宽容》中,他直接唱:“去你妈的,我去你妈的,我背后骂着你。”《混子》里有这样的歌词:“所以有人说我们是没有教养的一代混子,真要是吃点苦我准会哭鼻子,下海挣点钱儿又TM不会装孙子。”老崔依旧不给情面,想唱就唱,像一把刀子,挖着你的虚伪,触动你的神经。

 

  

不过变化也不是一点都没有。音乐方面他早已是公认的大师,电影导演方面,他可是个新手。这部93分钟的电影《蓝色骨头》可以说是崔健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电影,会不会和他的音乐一样,充满力量?充满冲击力?

 

  蓝色的天空给了我无限的理性

  看起来却像是忍受

  只有无限的感觉才能给我无穷的力量

  爸爸 我就是一个春天的花朵

  正好长在一个春天里

  因为我的骨头也是蓝的

  ——崔健《蓝色骨头》

 

  

崔健觉得这样的歌词没有那么凄美,更能表达他现在真实的感受,象征革命的红色没有太多的激动,黄色的肉体已经把灵魂埋没,只有蓝色,像那静静的高高的天空,让你有飞翔的冲动,让蓝色浸润你的骨头,化身为鸟,冷冷地俯视这芸芸众生。

 

  

就像他不用微博,却透过经纪人的微博了解这个世界:“来自微博的很多消息都是作秀,他们把微博作为媒体去表演自己,知心的话,他用不着放到微博上去。我不去养它,但是我会去看它,有些消息是公开媒体上看不到的,可以从微博上获取这些渠道的消息。”

 

  

崔健说他来上海其实很频繁,有时候甚至一年两次,只是多为参加一些小型的演出,大型的演唱会,这是20年后的第二次。1992年时,崔健还只有31岁,今年,他51岁了,年过半百老当益壮,老崔还是那个高蹈的、理想主义的崔健。在中国,小崔不小,老崔不老,骨头都是硬的,真正的摇滚长在他的骨头上,和他的身体、嗓子、灵魂,合二为一。

 

  

黑暗才是真正的自由

 

  

《新民周刊》:加上两部短片,你已经拍了三部电影了,这两年怎么会对电影这么感兴趣?一直有个当导演的梦想?

 

  

崔健:我一直对电影感兴趣,喜欢看电影,看了大量电影,电影看多了之后会感觉不解饥渴,想自己动手才过瘾。

 

  

 

 

《新民周刊》:哪些导演对你产生了影响?

 

  

崔健:昆丁?塔伦蒂诺和马丁?斯科塞斯。

 

  

 

《新民周刊》:觉得自己拍的是摇滚电影吗?

 

  

崔健:我觉得我的作品在精神和形式上都很难界定,精神上可能是摇滚电影,但是形式上不是。精神上,我之前拍的8分钟短片《修复处女膜时代》那部肯定是摇滚电影,《成都,我爱你》原名叫《川桑巴》,我想要表现的是武术和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当然和武术和音乐有关系,但它不是摇滚电影。

 

  

 

《新民周刊》:《成都,我爱你》有什么敏感吗?

 

  

崔健:在电影中,男主人公是个武痴,打伤过很多人,但是在爱情面前,他是个弱者。有那么一个镜头,当女孩见到她的这位情人加仇人时,她说:“乳房、屁股、阳光,这种桑巴,是不是比武术更有力量?”但是这句话最后被强行拿下来了。不知道为什么,你看过桑巴舞就知道,那是种强调人体美的艺术,讲究节奏、音乐、阳光和欢乐。女孩的意思是,你最后被我征服,那么是不是桑巴舞比武术更有力量?我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但是最后这句话不能说!

 

  

 

《新民周刊》:之前你还演过好几部电影,比如张元的《北京杂种》、俞钟的《我的兄弟姐妹》和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演员的身份和导演的身份对电影的感受是不是完全不同?

 

  

崔健:在摄影机前面太痛苦了,还是躲在摄影机后面有一种自由感。这也是我的一点感悟:并不是所有暴露在阳光下的都是美好的,有时候,黑暗才是真正的自由!

 

  

之前我都是本色表演,像张元那部《北京杂种》,和张元之前就是好朋友,他给我拍过《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的MV,后来我们就拍了《北京杂种》这部半纪录片式的电影,我演我自己就好了。但是我还是喜欢导演这个身份,在摄影机后面我觉得踏实。到今天,我已经拍了三部电影。第一部《修复处女膜时代》8分钟、第二部《成都,我爱你》32分钟(和陈果、许秦豪各拍一段组成一部故事长片),这一部《蓝色骨头》93分钟,我正在进入电影的世界,掌握电影的秘密。

 

  

 

《新民周刊》:用了新人尹昉,也用了老将毛阿敏,演员方面的新老搭配是怎么考虑的?你和毛阿敏的音乐完全是两个领域的,怎么会请到她来演呢?

 

  

崔健:这次我们找了尹昉这样一个新人来演主人公钟华,因为我们要的是一个电脑黑客的角色,尹昉演得比较自然,有些演员来试戏,演得特别用劲,那不是我要的感觉。

 

  

毛阿敏只是来客串,这对她来说不是个事。如果像你说的我和她是两个领域的话,那么我们是互助的,更深层地谈创作的话,我们还是一个领域的。每首歌都是个故事,每首歌都能拍个小电影,不论是摇滚还是非摇滚,我和张元拍过MV,起伏、开始、副歌、高潮,到最后,或者痛哭流涕或者悲剧,文艺的结构其实差不多。

 

  

 

《新民周刊》:这次可以说是你第一次正儿八经地拍电影拍故事长片,整个过程都很顺利吗?

 

  

崔健:我是按照诗歌体来写作《蓝色骨头》的剧本大纲的。我在做《给你一点颜色》专辑的时候,满脑子里都是故事,我就把这些故事串起来就成了这部电影。我先写了个诗歌体大纲,然后由专业编剧写成可以拍摄的剧本,最后我发现,还得靠我写最后一稿。因为所有的画面都在我脑子里。我在找摄制组成员的时候,我发现,只要找有经验的、气场合得来的就可以了。真正拍摄的时候,我必须得说我要感谢杜可风,他是非常有经验的摄影师。我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你这么有经验,那你拍得越多越好,再加上副导演的帮助,所以还是很顺利。我直到剪辑的时候才真正知道电影这个行业是什么样的,很多人说“三分拍七分剪”,真是这样。我在剪辑的时候我才发现,很多东西我都在失控,气候压力、摄制组的时间压力使我不得不妥协,事后我才发现,这种妥协会对电影造成影响,但是在拍摄的时候我非常顺利。我们甚至提前了一个星期就结束了,我们这个团队做事很利索,把省下来的钱用到后期,当然,失控的问题我们在用别的方法弥补过来。

 

  

 

《新民周刊》:演唱会和电影都叫《蓝色骨头》,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名字?或者说希望用音乐来帮助电影做宣传?

 

  

崔健:有可能是反过来,是电影在帮助音乐吧。歌我老早就写好了,其实是改编自《迷失的季节》这首歌,是《给你一点颜色》这张专辑中的蓝色元素,那张专辑中的红色元素就是《红先生》,这三首歌的背景都是一首歌,就是《迷失的季节》。我觉得《迷失的季节》有点太凄美了,它是写给上一代人的歌,缺乏励志感,我需要从年轻人的视角来看这个时代,我只是希望我的电影和演唱会里也有励志的情绪在里面。

 

  

有人说你们是不是在演唱会剪个片花出来,我在考虑,如果剪得好就拿出来,剪得不好就算了,第一印象还是非常重要。

 

  

不听没有资格评判

 

  

《新民周刊》:在《中国好声音》中,有一场,梁博在那英[微博]陪同下到你排练场来看你,后来他得了冠军,有很大的争议,你觉得他是名副其实的冠军吗?

 

  

崔健:我觉得梁博确实是自己写歌的人。他到我排练现场,弹着琴唱给我听他写的歌,我觉得确实不错。

 

  

我当时并不想参与这种活动,我甚至提出你们摄像机能不能不来?或者那英你也别来,让梁博一个人来我愿意见他。他们说这不可能。我又不会那么苛刻,把人家轰出去,这么着就答应录了这么一段。

 

  

实际情况就是他们到了我的排练场,梁博这孩子确实有才华,他确实能够写歌,而且写得非常好,演奏的能力也特别强,这种年轻人不鼓励你鼓励谁啊?

 

  

梁博能夺冠呢,我觉得可能也有点他坚持自己风格的原因在。我听说有的选手风格老转移,一会唱灵歌,一会唱R&B,一会唱流行,一会唱爵士,只有梁博从头到底一个风格,特踏实。到最后和观众互动的效果就出来了。这节目是一互动节目,设计这节目的是一专家,荷兰人,他研究过大量的电视节目,最后做出这样一个特别能调动观众积极性的节目,更准确地说,梁博的成功是这个节目的成功。什么超女快男,好多选秀节目都从国外引进的模式,某种程度上它们是一种硬性的科学,你怎么样真正调动观众,不论是受教育程度不高的观众还是知识分子,都会忘乎所以。这样的选秀,仔细听没有音乐,你要看的是人物的故事,而不是听他们的音乐(音乐也不是他们自己的),命运悲惨然后一夜成名,这是个梦啊!

 

  

流行歌,周璇、邓丽君我能评论,别人我真不能评论没发言权,并不是说我清高我鄙视他们看不起他们,我不听他们的音乐我怎么评论他们啊?我当然关注的是有力量、富有创造力的音乐,流行歌我不了解,我根本就没有接触过他们的音乐,他们感动听众的点和我错位。

 

  

我要是说话不客气,要我朋友那就直接骂街了,那什么音乐?那都是垃圾音乐。我的《给你一点颜色》专辑里有一首《小城故事》,我有个朋友一听到邓丽君就说:“你把录音机关了。”我说往下听啊后面还有我的歌呢。我身边那些真正用生命研究节奏研究技术的人坚决抵制这种音乐,我没有那么极端,但是他们是我尊敬的音乐人。

 

  

 

《新民周刊》:《中国好声音》其他的歌手你有接触过吗?

 

  

崔健:没接触过,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能力都非常强,一个是一个。我记得哈林说过一句,他说他组里那几个唱爵士的太好了,他都教不了他们。他说得特别客观,甚至可以说他们几个导师只是在选人而已,把那些优秀的苗子选出来。

 

  

 

 

《新民周刊》:只听具有革命性的音乐?比如说周杰伦这样的音乐类型你平时听吗?怎么评价?

 

  

崔健:周杰伦我听得比较少,我觉得他的音乐R&B多一些,他给我的印象并不在于创新的部分而在于R&B,但是他做得很好,而且他混搭进非常伤感的中国元素,很不错。我听得比较少,还不能很准确地评论他,真要评论那恐怕也不是公正的评论。

 

  

有人说我的音乐没有以前尖锐,他们不听,他们不听没有资格评判。我音乐的批判性比以前强一百倍,我急就急在这上面,要说尖锐,谁还敢在我的实验里面说“尖锐”两字?不是我不尖锐,而是你们屏蔽掉我的尖锐。所以那些不听我们音乐的人也没有资格评论我们。

 

  

我是受限制的,那些流行歌手不受限制,把受限制的和没受限制的群体放在一块比较合适吗?公平吗?商家呢,都愿意跟着没麻烦的,谁愿意跟着老崔啊?老崔一有麻烦他们的钱就白付了,这也是不公平。

 

  

摇滚音乐和流行音乐有相同性也有不同性。有人在酒吧里听了我一首《混子》他就急了,他说老崔怎么开始骂我呀,从今以后我的专辑再也不听。我看到过相关的报道就说这事。摇滚乐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批判,流行音乐娱乐性的一面容易把这种批判精神屏蔽掉。他就喜欢《一块红布》、《花房姑娘》,《混子》他不喜欢就屏蔽掉,《红旗下的蛋》、《盒子》都有骂街的部分,玩Hip-Hop的不骂街那是Hip-Hop么?歌功颂德那是Hip-Hop么?那叫摇滚乐吗?我还是那句话:摇滚乐是荣耀生命的,不是荣耀历史的,也不是荣耀体制的。

 

  

我不愿意复制自己

 

  

《新民周刊》:这么多年,其实你的风格变化不大,还是Rap摇滚为主,歌迷一代一代在变化,有没有想过自己的音乐也做一些改变?

 

  

崔健:不同年龄段的人是不同的。比如我和我这个年纪的人就有代沟,他们问的问题我回答不了,他们问我:“什么是摇滚乐?”我回答不了。我当年的同学问我,什么是摇滚乐,我说:“回家问你孩子去。”所以相比之下年轻人好一些。他们也许说我不喜欢摇滚乐,但是最起码知道什么是摇滚乐。年轻人呢,老说你就应该写《一块红布》、《花房姑娘》这样的歌,别把我们丢弃,怎么不带我们玩了?他们说我不爱听你现在新的歌,什么《蓝色骨头》,搞什么我听不懂的把戏?什么《红旗下的蛋》,什么蛋?你骂人呢?但是我不愿意复制自己!

 

  

 

《新民周刊》:上一张专辑《给你一点颜色》是2005年的事了,专辑一直出得很慢,是特别注重自己专辑的质量所以这么慢?

 

  

崔健:我不想玩数量上的游戏,我特别看重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复制自己,如果要复制自己,我宁愿做个坏的实验者,不成功的实验者,所以我的速度比较慢。这个过程需要积累,需要积累之后的再宣泄,这是需要时间的。当然也有硬件上的原因,我没有一个固定合作的制作人,我大量的时间都花在做自己专辑的制作人上了。

 

  

但是我的工作并没有停滞。我这些年拍了三部电影,一个短片、一个中片,一个长片,我估计明年我会发三张专辑,一张个人专辑、一张电影原声带、一张摇滚与交响乐合作的专辑,所以明年我会很忙。

 

  

 

《新民周刊》:你刚刚说到质量,对中国音乐的现状怎么看?觉不觉得这是个数量战胜质量的时代?

 

  

崔健:中国现在不需要数量,需要质量,各行各业都需要质量。一个没有质量的民族只能消费其他民族的质量,模仿别人,我们现在需要别人来模仿我们,需要别人心服口服。我的作品可能会失败,可能不够理想,但是我一定要做我自己,我不想拿出没有质量的作品。现在中国人挣钱比外国人多,通过复制。

 

  

你看现在香港、台湾的制作人,到美国去录音做唱片,本来是觉得美国录音室便宜,可是一到美国才发现,美国录音师不好使,人家不会做假唱。美国音乐家太强了,把话筒摆好录音就完了。我们的歌手到了美国,美国录音师说,我们还要做别的吗?他们一看,确实,玩软件修音还得说香港、台湾的录音师更牛,他们付出的劳动更多,因为他们能把不会唱歌的做成会唱歌的。音乐圈很多很多奇怪的现象,这都是需要揭露,需要你们媒体曝光的。有多少看似美好的事情背后太多黑暗,行贿、受贿、给红包、做交易、包电台,这都是早就发生过的事。那些没有热情对文化产业负责任的人,都在堕落,都应该曝光!可是没人管这些事。

 

  

如果我犯这样的错,我希望年轻人起来砸烂我,才能给年轻人机会,给公平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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