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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 生活在别处
2013/4/23 12:32:53  《生活》   

他说过:我们注定是扎根于前半生的,即使后半生充满了强烈的和令人感动的经历。

他还说:我是从布拉格作为移民来到巴黎的,我永远不会有精力再从巴黎移民去布拉格。

 

 


在欧洲大陆的中心,卧着一颗古老的波希米亚心脏,那就是布拉格,在那里有密实的铁路网,好像从心脏延伸出来的动脉,载着布拉格流年光景做成的历史罐头往来于欧洲各地,当然,也包括捷克共和国的每一个地方。

 

1948年,19岁的米兰?昆德拉坐乘火车从布尔诺进入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院学习。这位以长篇小说《玩笑》开始享誉文坛的大师出生于一个充满荒诞和戏谑的日子:4月1日。他曾自嘲说:“我在4月1日愚人节这天来到这个世界,有着形而上的意义”,他的生命确实充满玩笑,这些玩笑有的是幽默,有的是黑色幽默。

 

19岁之前,在家乡布尔诺,昆德拉最早的梦想是当雕塑家和画家,他确实也曾为剧院和出版社画过不少插图,后来在音乐家父亲的影响下,又师从捷克最出色的作曲家之一保尔?哈斯学习作曲,他后来说,“一直到25岁前,对我而言,音乐比文学更有吸引力。”

 

捷克抒情诗的传统,让这个浑身长满艺术虱子的不安分少年又迷上了写诗,诗人卢德维克是他的堂兄,他把昆德拉引荐给著名批评家格罗斯曼等人,充当了昆德拉在诗歌道路上的“推土机”,昆德拉也在诗坛上小有名气,出版了《人:一座广阔的花园》等诗集,还翻译了不少法国诗。

 

在25到27岁之间,为了获得教师资格,昆德拉完成了大学时候就开始写的《小说的艺术——弗拉迪斯拉夫?万丘拉走向伟大史诗之路》,接着笔触立即伸向了戏剧,他在自己的祖国先后写过三个剧本。

 

但是所有既成的文字都不能让他自己满意,写作在当时对他而言更像是一种摸索,充满了各种蠢蠢欲动的不确定,除此之外,他还可能是一个音乐家、绘画家、诗人、文学评论家或者戏剧家??然而,上帝此时为他吹来了一朵蒲公英,并从此扎根于他的生命,这朵蒲公英就是小说。

 

1958年,在写剧本的间隙,因为某种无从考察的动机,昆德拉突然决定写个短篇小说试手,一两天时间,他就写出了《我,悲哀的上帝》,昆德拉惊喜地意识到了自己小说天赋, 后来他又陆续写出了十篇小说,其间的时间跨度有整整十年,就在他写完《可笑的爱》的最后一篇的三天之后,苏联坦克开进了捷克斯洛伐克。这些短篇小说后来以《可笑的爱》这一总标题分三册出版,小说集发行量达到了15万册。
 


 

1962年,昆德拉着手创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它讲述了卢德维克这样一位富有朝气的大学生,只因在寄给女朋友玛盖达的一张明信片上写了三句玩笑话,命运竟被重写,他想通过勾引仇人的妻子来报复,但谁知仇人正与女学生打得火热,巴不得早日甩掉妻子,此举正中他下怀??荒诞的年代,就连复仇都会走向它的反面,一切都像一个阴森的玩笑。
 

《玩笑》1967年在捷克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人们认为它的现实批判力度甚至超过了《1984》。著名的法国作家路易?阿拉贡为该小说的法文版写了前言,称《玩笑》是20世纪最杰出的小说之一。而关于阿拉贡,这又是一个玩笑。1968年秋,昆德拉去拜访阿拉贡时,正值阿拉贡在接待两个来自莫斯科的客人,阿拉贡对苏联入侵捷克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告诉莫斯科客人,他再也不会踏上苏联的土地了,“即使我本人想去,我的双腿也不会同意的。”昆德拉对他极为敬佩,没想到,四年后阿拉贡就去莫斯科接受了勃列日涅夫颁发的勋章。
 

昆德拉坚持认为自己不是一个政治作家,然而全世界都在谈论他作品里的政治与性,甚至到了1980年代,在一次昆德拉作品讨论会上,有人仍称《玩笑》是对“斯大林主义的有力控诉”。昆德拉实在忍不住了,插话说:“请别用你的斯大林主义来让我难堪了,《玩笑》只是个爱情故事!”谁知道呢?1993年到2002年间担任捷克总统的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说过:“对政治的批评本身就是一种政治”。
 

1984年,奠定了昆德拉世界性声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在法国首发,在写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后,昆德拉说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某种东西被彻底封上了,我再也不会回到当代捷克历史的题材上来了。”

 

 

一切近乎荒诞,一切又合情合理,一切缘起布拉格那座城。相传布拉格建市时,勘察建筑师遇见了一位正在专注地锯木做门槛的老人,这种专注感动了建筑师,于是他把这座城市叫做Prague(意为门槛)。虽然布拉格意为“门槛”,但这颗欧洲的心脏从来不设防备。布拉格所在的伏尔塔瓦河段为南北欧之间商路要津,在地理上恰好介于柏林与维也纳两个德语国家的首都中间,位置十分优越,很自然地成为了大国的必争之地。从16世纪开始,捷克就受奥匈帝国的统治,二战时,被德国占领,1945年5月5日获得解放,但1968年又遭苏联入侵,苏联模式一直延续到1989年天鹅绒革命。几经多舛命途,布拉格已经从一个多民族混居的城市变成一个单一捷克民族居住的地方了。
 

1845年,捷克开通了第一条铁路,布拉格是捷克的铁路枢纽,但在之后的100多年里,铁路没有给布拉格这颗心脏送来力量,却将其驶向了战争、高压、极权、动乱,它载着一批又一批侵略者来到这里,无数捷克人沿着铁路逃亡,昆德拉脚下的土地正在被风化成碎片,失去了承载自由的力量,越来越轻。
 

1948年,米兰?昆德拉坐着火车从布尔诺进入布拉格时,恰逢捷克共产党上台执政,此前一年,昆德拉加入了共产党,但是1950年,由于过激言论,昆德拉又被开除出党,并从查理大学退学。二战以来,布拉格一直在穿一双磨脚的鞋子,与一种格格不入的制度磨合得鲜血淋漓,苏联模式强行移植到习惯于散漫自由的捷克土壤的后果就是《玩笑》那样的荒诞和恐怖。
 

1968年8月的一天,布拉格人刚睡醒就发现苏联军队占领了大街小巷。苏联坦克不是第一次驶入布拉格,第一次在1945年,人们感激苏联把捷克从德国法西斯的魔爪下解救出来,但第二次,人们站在街头心情一片错愕,就像布拉格共产主义博物馆里的这句话“我们两次含泪欢迎苏维埃的坦克,坦克是一样的,眼泪却是不同的”。
 

很快,《玩笑》被列为禁书,昆德拉的所有作品都一下子从书店和公共图书馆消失,他本人在电影学院的教职被解除,还被禁止发表任何作品。在最困顿的时候,卡洛斯?富恩特斯、胡里奥?科塔萨尔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三位拉美作家专程从巴黎乘坐火车来到布拉格看望昆德拉,以这种方式声援昆德拉及其同胞。昆德拉在伏尔塔瓦河边一间桑拿浴室里和他们见了面,《身份》中的一段话很好地解释了见面地点的问题,“在今天这个世界里,我们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被控制,都被记录下来,那些大商场到处有摄像机监视我们,人们摩肩接踵,接连不断,甚至连做爱都会在第二天被搞调查或做研究的人盘问??”热气腾腾的桑拿室里,几个作家赤条条地躺着,交谈着当时的布拉格情势。三位作家的声援给了昆德拉莫大的鼓舞,他继续专注地写起了小说,在1969至1973年间,他接连写出了长篇小说《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和剧本《雅克和他的主人》。
 


 

布拉格的铁路四通八达,这让昆德拉觉得,生长于一个小国反倒是一种优势,因为身处小国,“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他早早地就准备好了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人”。
 

1975年,在法国议会主席埃德加?伏奥雷的请求下,捷克政府特准米兰?昆德拉和他的妻子薇拉?昆德拉前往法国。此前,昆德拉曾多次到过法国,在法国有不少朋友,他的小说全都首先被译成法文,他也从不掩饰自己对法国文化的迷恋。根据法国作家雅克?皮埃尔?阿梅特的回忆文章,昆德拉夫妇初到法国是这样的:“1975年,昆德拉和妻子薇拉来到法国,他们出现在伽里玛出版社的客厅时,他穿着羊毛衫和牛仔裤,她戴着高帽,头发卷曲,仿佛来自一部捷克黑白电影??《玩笑》的作者和薇拉显出腼腆和好奇的样子,感到不知所措,活像两个逃学的中学生??他们夫妻俩来到出版社,给人的印象仿佛是搭车旅行的年轻人,手拿旅行包,对这样隆重的接待感到意外。他们来自铁幕后的野蛮世界,包里带着一本杰作??大家都在想,这对夫妻是否只在巴黎逗留几天,巴黎是否只是去美国之前短暂停留的地方。”
 

皮埃尔?阿梅特错了,昆德拉永远留在了法国。初到法国的一段时间,昆德拉上电视,接受采访,撰写文章,在各种场合向人们讲述苏联入侵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形。他后来解释说,那完全是形势所迫,因为当时,他“也许是唯一面对全世界报纸的捷克人,有可能解释一切,说明被苏联占领的叫做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究竟怎么了”。这只是初期的表象,事实上,昆德拉与布拉格的关系并不那么明了,并且渐渐变得耐人寻味。
 

在捷克发起“七七宪章”运动时,昆德拉并没有签字,这让他受到了一些排斥,对于昆德拉流亡法国,他们认为,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后,不管以什么借口离开的捷克人都是不能原谅的,真正的爱国者应该与他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1984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出版时,更有许多人觉得这本书丑化了捷克。虽然1985年捷克人在加拿大创办的“68个出版人”出版社发行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捷克语版,但由于政治原因,在作家的祖国,小说却只能以手抄本或复印版的方式流传。直到2006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才在捷克正式出版。此前那段漫长的岁月里,敏感的昆德拉一直没有同意在捷克出版这本小说,而他本人也极少踏上故土。
 

昆德拉从来不认为捷克属于东欧,而把它归入“中欧”,也许在他的概念里,“东欧”代表一种政治阵营吧,他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中欧人。年轻的书评家米哈尔?布罗哈斯卡分析说,从历史上看,中欧经历了太多的变故与曲折,它曾经分裂成“西方阵营”和“东方阵营”,昆德拉的成长也与这段历史息息相关,也许他会把自己说成是“欧洲人”而非“捷克人”,但没有故乡感也正是那段时期“捷克”人乃至“中欧”人的共同特征。
 

昆德拉同时也不认为自己是流亡作家。关于流亡,法国作家乔丹?埃尔格雷勃采访昆德拉的时候,他们探讨了许多,埃尔格雷勃问了一个很有意味的问题:“你(被捷克的政治僵局所促使)在法国定居下来,视全欧洲为你的领域,你能否设想回到家乡布拉格,在相对的自由中生活?”昆德拉的回答是:“我很悲观,我不相信还有回到捷克去的一天,永远不会有可能??我的确有回国已多年的朋友,但我交往的百分之九十是法国人,我来到这个国家时已经46岁,到了这个年龄你不再有时间可以浪费,你必须作出抉择:要么你在回顾过去中度日,回顾你已不在那里的以前的国家,你的老朋友们,要么你就努力把坏事变成好事,从零开始,在你现在置身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就是何以我不感到自己是个流亡者。”
 

1989年以来,人们一直在想,这位作家是否会回到他那摆脱了极权统治的故乡。他作了三个回答。第一个是在1995年秋天,捷克政府决定将功勋奖授予米兰?昆德拉时,他书面谈到获奖感受时说:“我很感动,尤为让我感动的是瓦茨拉夫?哈维尔给我的信。特别是信中的这样一句话:他把这次授奖看做是‘给我与祖国和祖国与我的关系,画了一个句号’。”第二个回答则是他用法语创作的《无知》。《无知》的故事中间,昆德拉对“思乡病”这个词进行了语史探源,也对奥德赛的“流亡”与“故乡”进行了考量。访谈中,昆德拉谈到了小说题目的由来,“遗忘抹去过去,记忆改变过去,我们全都淹没在无知之中,无知,不应该被看成是智力上的缺陷,而应被视为人类境遇的一种特征。”第三个回答还是在乔丹?埃尔格雷勃对其的采访里说的,“??你刚才问我是否想过有一天可能回到捷克去,我回答说没有,情况永远不会允许我回去,但这话只讲对一半,因为即使我能回去,我也永远不想回去了!一生中一次移居国外已经够了,我是从布拉格作为移民来到巴黎的,我永远不会有精力再从巴黎移民去布拉格。”
 

他已经回不去了,他早就生活在了别处。远离故乡多年,他已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巴黎人。他甚至选择不再用捷克语创作,用法语写成的《慢》、《身份》和《无知》被法国媒体称为“遗忘三部曲”,他带着他的故事一起离开了。只是当巴黎的电影院放映根据捷克小说家赫拉巴尔的小说《线上的云雀》改编的影片时,寥寥无几人的观众席上坐着的昆德拉夫妇仍然热泪盈眶。
 

别处不是布拉格,别处也不是巴黎。昆德拉在1996年和1997年用法语写出了《慢》和《身份》,《慢》刚出版的时候,法国评论界仍赞誉如潮,但《身份》出版后,《讯》、《解放报》、《被绑着的鸭子》等杂志先后开始向昆德拉“放冷”,讽刺他说:“昆德拉作为一个外国人,读得懂连法国人读起来都吃力的(克里奥尔混合语)文学吗?”而他的新作《无知》2002年首先在西班牙出版,然后在美国出版,到了2003年春天这本法语小说才出了法语版——这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2006年才在故国出版的命运如此类似。
 

故乡早已远去,他乡别处,也许是布拉格这颗欧洲心脏从动脉里输出的那种“世界性”血液;别处,也许是那种不代表任何集体、特别强烈的个人主义和漂泊感——“这不可避免地会使他成为一个隐喻意义上的流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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