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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见:专访印度纪实摄影师苏拉伯.胡拉
2013/4/25 13:58:17     韩见  

 印度纪实摄影师苏拉伯?胡拉以儿子的身份来拍摄我的妈妈

 

他拍摄他的母亲,以及印度最贫穷的乡村,他原以为他是一个孤独的旁观者,其实他所拥抱和拒绝的一切都是他自己。

   

对他人不幸生活的正当窥视,从令人不悦的画面中获得快感,一直都是纪实摄影的魅力和争议所在。苏珊?桑塔格曾说:“拍摄别人就是施暴于人,因为摄影者是以他们未曾自觉的方式在看他们。”同样,观看照片的人也并不清白。入围2010年玛格南表达奖(Magnum Expression Award)的印度纪实摄影师苏拉伯?胡拉(Sohrab Hura)则站在了双重角色的边界上,因为它的入围作品“生活在别处”拍摄的正是他患病的母亲。作为摄影师,他无法像黛安娜?阿巴斯那样摒除恻隐之心直陈被摄者的缺陷;作为儿子,他却亲手将母亲的苦难公诸于世。
   

 

生活在别处
  

1999年,当苏拉伯?胡拉17岁时,他的母亲被诊断出患了精神分裂症。医生说,她已经受精神分裂困扰多年,只是以前症状不明显,与丈夫分手的打击突然间加速了病情的恶化。那时,苏拉伯是唯一和母亲住在一起的人,由于母亲对外界的恐惧,他们拒绝了所有探访的人们,只与一只名为Elsa的狗终日相伴。始终挂着挂锁的门是苏拉伯记忆中的重要场景,因为当母亲状况不好时,他必须把她和自己一起锁在屋子里。“很多个夜晚,她以为我是一个穿着他儿子鞋子的陌生人,要骚扰她,于是她用棍子打我。那些时刻我真的很想跑出去,但我不能。”
  

一年以后,苏拉伯拿起了相机。虽然由于没有钱,他几个月才消耗一两卷胶卷,但他十分迷恋作为摄影师的“游牧”生活,不仅由于他强烈地渴望离开那个充满苦难的屋子,也因为他陶醉在外面世界的神奇之中。

  

在有意识地开始“生活在别处”(Life Is Elsewhere)这个拍摄项目之前,苏拉伯已经无意识地将它进行了多年。最初,他更多地拍摄他和母亲生活的环境以及爱犬Elsa,而非他母亲本人。他说:“这对我来说太难了,每当把镜头对准我的妈妈,罪恶感就奔袭而来。”事实上,不少如今被收录在“生活在别处”中的照片,底片都曾被苏拉伯因罪恶感而揉皱、丢弃。2009年夏天,一个在法国举办的展览邀请苏拉伯展示一部分拍摄他母亲的作品,那时他还没有笔记本电脑,他的朋友建议他冲印一些大幅照片带去,所以他在离开印度前用一个晚上时间做了一本册子。他给了母亲一个副本,极度紧张地等待她的反应,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如果母亲不喜欢她在照片中的样子,他将无处可逃,他不是一个单纯的旁观者,无法拍完照片后挥挥手离去——出乎意料的是,母亲非常喜爱那本册子,她拥抱了他,说:“我认为它美极了。”
  

从那时开始,苏拉伯不再感到罪恶,“生活在别处”也成为了一个有规律的私人拍摄项目。他更倾向于把它做成一部生命的日记,为每幅照片配上文字,记录下他当时的感受,这使得这一组大部分由黑白照片组成的作品充满忧伤,无限温柔。在一幅抓拍他母亲挠痒的照片旁边,他写道:“持续用药的代价非常沉重,不仅影响到她的皮肤,也使她终日昏昏欲睡。在剩下的生命里,她都将无法离开药物。” 有些文字简直毫无保留:“这间屋子里有太多的苦难,我母亲遭受磨难,我也遭受磨难,精神上、情感上。Elsa则遭受着精神、感情和身体上的三重折磨。我甚至无法给它洗澡,因为我妈妈毫无理由地不允许。”最终,有这样一句总结——“我恨摄影。噢,不对,也许得说我与它的关系爱恨交织。”
  

母亲一直很喜欢看儿子拍摄的自己和Elsa,有时甚至也为它们写些文字。如今,苏拉伯感到这个拍摄项目对他的意义越来越重大,因为记忆所及之处,他们家从未有过家庭相册,而且在他开始拍摄之前,他的母亲已经15年没有拍照了。在他创造属于他家庭的仅有回忆的过程中,他渐渐了解到,母亲爱他的作品是因为她会爱他所做的一切,无论它是好是坏,“只因为她是我的母亲,我是他的儿子”。虽然有时她甚至认不出他,他也曾经因为她的病而感到尴尬和忿恨,然而这么多年过去后,苏拉伯忽然意识到:“她从来没有停止爱我。”
   

 

我们的世界和他们的世界
  

“我们之中的一些人把世界一分为二。一个是‘我们的世界’,另一个是‘他们的世界’。”尽管就读于精英寄宿学校,但对苏拉伯来说,那是一个不属于他的世界,成长过程中他一直努力在“他们的世界”里寻找自己的位置、理解周遭的一切。当他渐渐探索出了自己的世界,当年促使他拼命逃离现实生活的力量便反过来开始推动着他去拥抱现实。
  

23岁时,苏拉伯完成了经济学硕士学位,并成为印度国家农村雇佣保障法推行运动的志愿者,在行走于印度中部和北部最贫穷的乡村、努力促成每年每户100天的最低雇佣时间的过程中,他展开了经常性的拍摄,这些作品后来结集成为“挣扎之地”(Land of A Thousand Struggles)。在这组典型的社会纪实摄影作品中,苏拉伯向人们展示了贫瘠的土地、骨瘦如柴的农民和艰难度日的家庭。作为一个介入者,他的诉求十分明确:揭开印度这个新兴经济体的繁荣表面,曝光阴影中大部分农民的生存挣扎,从而引起社会对这一群体及其苦难的关注。苏拉伯的拍摄工作得到了参与此项运动的组织的大力支持,当地的村落联盟甚至慷慨地允许他与村民住在一起,这给了他大量了解拍摄对象的机会,“这正是我所需要的,因为我清醒地意识到我是照片中的人和事物与照片的观看者之间的桥梁”。“挣扎之地”这个拍摄项目仍在继续,并已经成为他生活经历的一部分,照片中讲述的他人的故事,同时也是苏拉伯亲历的故事。
  

而在另一组名为“绿洲”(Oasis)的照片中,苏拉伯则完全扮演了一个外来者的角色,他要求自己以一个白人男性的角度去观看。这一拍摄灵感来源于他两次去暹粒时感受到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的最直观表现是卖淫和性旅游者遍布整座城市,而几乎所有的性旅游者都是白人男性。因为这个城市的改变与外部因素的影响密切相关,所以在外来者的身上隐藏了巨大的张力。”于是他的镜头对准了夜晚空旷的街道、妓院的楼房、皱巴巴的床单、年轻的性工作者和破晓的微光,几乎所有的照片都因晃动而失焦,有如性旅游者眼中留下的影像。苏拉伯自己这样描述这组照片:“我想要通过一个孤独的外来者的视角,去记录这个古旧而昏沉的城镇里一个奇怪而矛盾的夜晚。”
  

一直以来,苏拉伯都把摄影看作一件极其严肃而清醒的事情,在每一次拍摄中,他都自觉地运用仅属于自己的摄影语言,因为明确“我们的世界”的边界带给他安全感。直到“生活在别处”,由于拍摄对象的特殊性,他不得不学习在两个世界之间寻找一个连结点,并且首次因迷失在摄影之中而感到快乐。他不再为自己归类,也不再因为无法真正想明白自己是谁而感到挫败,因为他最终意识到,“在某一阶段,我所拥抱和拒绝的一切都是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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